簡單舉一個日常生活例子作示範:
從A點到B點，有兩條公路可以選擇。 第一條公路是直線距離，車程10公里。 第二條公路是抄遠路的長公路，車程40公里。 正常情況下，第一條公路是最佳選擇。 今天，你打算從A點到B點，卻在第一條公路中途，因前方出現交通意外而出現大塞車。 結果，你花了四個小時才可到達目的地。
選擇第一條公路是正確的選擇，但卻得不到一個預期中的好結果。
再舉另一個例子看看:
美國NBA籃球賽，A隊對B隊，比賽到了最後十秒，雙方陷於膠著狀態，得分平手。 此時，控球權在A隊手中。 教練叫了一次暫停，藉以部署最後一次進攻。 此時，助理教練拿出了一些隊員比賽生涯的數據，詳細記錄了球員處理最後一次進攻機會的成功率，和不同戰略部署的成功機會。
正常情況下，教練當然需要按這一些數據和經驗做決定。 但教練此時卻突然讓大後備C上陣，還決定了讓C去處理最後一擊。 此決定令所有人和C大感意外，因為C處理最後一擊從來沒有成功，而球隊從來沒有任何利用C為戰略重心的經驗。。。
結果，C處理最後一擊，卻在對手夾擊的情況下得分致勝。
教練沒有做出最好的戰略部署，但卻得到一個好結果。
在日常生活中，出現類似的情況多不勝數。 當然，做出一個好的決定而得到一個良好結果，是大家的合理期望。 無人會喜歡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吧。 但上述的例子已看到，一個合理的決定，其實不一定會出現一個好的結果。 但是，人類的心理是很奇怪的，直覺上傾向從結果去推導決定的合理性。
試想想，在第一個例子中，如果明天此人依然要從A點到B點，因為今天的極不愉快經驗，他有可能因而選擇距離更長的第二條公路了。 理性上，大家都知道公路出現交通意外而大塞車的情況，其實是比較罕見，出現的機會率低，所以，明天的最佳選擇，依然是第一條公路。 現實上，卻肯定有人會因為今天一個不好的結果，便非理性地認為今天所做的決定不正確 。
在第二個例子中，不難去想像，賽後傳媒都會大讚教練別出心栽的決定。 因為，在大家的眼中, 一個好的賽果，已代表教練的決定是正確的。
現實中，不少人都不自覺地犯下同一個錯誤。 人類直覺不喜歡從機會率或統計學的方向想問題，而是傾向把東西或已出現的結果定性，把結果無限放大，忽略了出現這結果的機會率，和這結果外的其他可能性。
下文待續。。。
小弟近期閱讀的一本書，叫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由於近期公事繁忙，三個星期還未閱畢全書。 但作者的某些看法，已值得記錄下來。
書中其中一段，談到近數十年中東的政經亂局。 他坦言，迪拜是一個神奇的地方，2008-2009年迪拜地產泡沫爆破，迪拜政府無力還債，唯有依賴兄弟城市阿布扎比 (Abu Dhabi) 打救才僅僅渡過難關。
曾聽一些老居民所言，當年全市經濟衰退，人去樓空，爛尾樓，空樓隨處可見，機場上泊滿無數架沙塵密佈的車輛 (因為不少生意人生意失敗，害怕當地政治追債，唯有放棄一切火速離開)。
作者認為迪拜當時大興土木過量，翻身的日子遙遙無期。 殊不知，短短過了四年，2013年起，迪拜經濟已全面復活。 根據作者的分析，其中一個最大原因是迪拜特殊的地理位置，可算是佔盡天時地利優勢，跟全球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樣。
2011年爆發阿拉伯之春，北非，埃及，敘利亞接連發生內亂。 當地的中上流階層，沒路可走，唯有把錢放在迪拜這個自由港中。 小弟也記得2011年初來貴境，大部分市中心的樓宇都有空缺，但2012年底開始，租金跟樓價一起爆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資金進入樓市，而人口上漲的同時，也帶動了經濟的發展。
所以，迪拜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附近國家動盪，卻反而會為此城市帶來額外的資金。 「資金避風港」的說法不是毫無道理。
另一個獨一無二的地方，迪拜身為阿聯酋國家的其中一個酋長國，當地人以伊斯蘭教義為主，但這城市卻是阿拉伯世界中最開放的一個，對外資全面開放的同時，也同時容納不同信仰或文化的外來人口。 跟1930年代的亂局比較 (事實上，當前的全球政經亂局，絕對可以跟1930年代比較)，迪拜跟北非的Casablanca十分相似。
城市中的人口來自不同國家，有苦力勞工，有皇室大商人，油王，同時間，有走私軍火的交易，各國間碟交換情報，恐怖主義跟線人接觸的連接地。 正因為此地方涉及黑白兩道各方人士的利益，所以，在大亂的中東中，迪拜反而成為了一個安全的地方，也因而從未受過任何恐怖主義襲擊。
當年1979年中共經濟對外開放，引進外資，香港成了內地跟外地接觸的最佳平台，香港因而享盡當中的發展機遇。 而現在，作者明言，2015年起，伊朗慢慢擺脫西方制裁的約束，重新再跟世界接合，情況跟三十多年前的中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波斯民族將再次強大和掘起，而當中的機會，波斯灣對岸的迪拜肯定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理優勢而得到更長遠的發展。
事實上，迪拜雖然是阿拉伯人的地方，但地理上和歷史上跟伊朗有緊密的關係。 即使到了現在，迪拜本土的阿拉伯人口中，10-20%依然可以說波斯語。 迪拜皇子Sheikh Mohammed年輕時曾在伊朗的軍校就讀，可說一口流利波斯語。 他其中一位妻子也是伊朗人。 在迪拜經商的伊朗人眾多。 一些歷史悠久的舊建築，也受波斯傳統的建築影響。 所以，迪拜受惠於伊朗重新對外開放，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迪拜中，小弟其中幾個能真心交流的朋友都是伊朗人, 已去過伊朗遊玩三次，不得不說，伊朗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